万安县图书馆

万安县红色文化资源库

万安暴动
 
  中共中央在组织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数省发动秋收起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的精神,中共江西省委对江西全省武装暴动作出了具体部署。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万安县委派人去南昌,从中共江西省委处获悉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计划。万安县委随即在罗塘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研究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随后,中共江西省委在万安建立赣西特别委员会,领导万安等地的起义。10月中旬,中共万安县委在罗塘召开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成立以曾天宇为书记的万安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全县武装暴动,并由曾天宇、张世熙、肖素民3人组成参谋部,负责策划攻城工作。11月10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领导下,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在万安县成立,杨德明为队长,陈正人为党代表。与此同时,将万安各地农民协会会员中的青壮年,编为万安工农革命军,组成5个纵队,共1.4万余人。1927年11月19日,万安农军和革命群众2.5万余人第一次攻打万安县城。20日,农军毙伤敌军100余人,相持几日未能破城,主动撤出战斗。各路农军在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加紧操练和制造武器准备再次攻城。此时,根据江西省委指示,改组万安县委,取消行动委员会,暴动由县委直接领导。12月24日,万安农军第二次攻打万安县城,因敌闭门死守,装备相差悬殊,缺乏攻城经验,未能取胜。12月31日,万安农军8000多人分三路第三次攻打县城。这次加强了火力配备,与敌激战7小时,毙敌30多名,终因供给不上,加上敌军增兵百余人,又未破城。1928年1月8日,万安农军和农民群众4万余人分四路第四次攻打万安县城。万安县委吸取前三次攻城的经验教训,加强了攻城的力量,增调良口农军为第四纵队,主攻南门。驻城守敌刘士毅1个团和工兵连,慑于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威力,慌忙分水陆两路向赣州逃窜,农军胜利占领万安县城。第二天,成立了万安县苏维埃政府,刘光万任主席。
  不久,国民党增调军队进攻万安红色政权,万安农军遭到严重损失,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天宇牺牲。保存下来的部分革命武装,转移到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毛委员在涧田晓东村
 
  1931年7月17日,毛泽东同朱德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率领红军主力部队、中央苏区机关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后方办事处,从兴国迁到万安县涧田乡晓东村,达4个月之久,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帮群众割禾
  红军进驻晓东村时,正是紧张的夏收夏种季节。一天早上,火红般的太阳刚从东方露出半边笑脸,一个戴草帽的红军战士便率领一群青年战士来到田里帮助老俵割禾。群众好奇地说:“你们红军管打仗,还管生产?”那位戴草帽的战士说:“我们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啊!”
  红军战士一到田里,有的割禾,有的脱粒,有的挑谷,个个干得热火朝天。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烤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战士们干了两个多小时,头发湿了,衣服湿了,裤子也湿了,有个赤膊上阵的战士,脊背上的汗水流成了小河,乡亲们看了过意不去,就催他们快回去休息,可他们谁也不说话,越干越有劲。乡亲们没办法,只好对那个戴草帽的战士说:“喂,戴草帽的同志,你带个头回去休息好不好?这样会累坏身子的。”那个戴草帽的战士直起腰笑着说:“我是带头来割禾的,不是带头去休息的。要说辛苦,你们最辛苦,我们只是来帮助一下。”说着,脱下草帽搧起风来。这时,群众才看清,这个战士方脸大耳,红光满面,长得十分英俊,嘴唇下一颗明显的黑痣,特别引人注目,满口湖南口音,听起来十分有趣。有个老汉打趣地说:“你是湖南人?听说毛委员也是湖南人,你认识不认识?”“啊,认识认识,他和我同乡同村,还是老庚哩……”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匆匆来到他身边说:“报告毛委员,朱军长找你有事,请你立即回去。”
  这一声“毛委员”,把正在田里割禾的群众都惊呆了。大家站了起来,惊讶地说:“他就是毛委员?”原来人们都听说毛委员到晓东来了,但还没有见过面。谁也没有想到,毛委员和自己在一起割禾,一起参加劳动。大家心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喊:“毛委员,毛委员!”
  毛委员放下草帽和镰刀,双手作揖,向大家致意,然后跟着那个警卫战士,踏上了羊肠小道。老汉突然发现毛委员忘了拿草帽,大声喊叫起来:“毛委员,你的草帽。”毛委员回头笑着说:“就送给你吧!作个纪念。”大家望着毛委员远去的背影,蜂拥着来到老汉身边,抛起大草帽,欢呼着,跳跃着。整个田垅都沸腾了!
一打草鞋送战士
晓东村的老人们喜欢唱这样一首山歌:“毛委员打的草鞋长又长,红军穿起草鞋上前方。攀山越岭去打白狗子,打得白狗子叫爹又喊娘。”
  说起这首山歌,还有一段故事哩!毛委员来晓东住在下湾村一栋三扇六间的旧房内,房东家里很穷,身体不好,只得靠编草鞋挣点油盐钱。一天下午,房东送给毛委员一双新编的草鞋,毛委员双手接过来看了看说:“你的草鞋编得真好。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草鞋不能收。”房东不高兴地说:“毛委员呀毛委员,你为我们穷人走南闯北打天下,却连我送的一双草鞋也不收,这叫我心里好难受。”毛委员无奈,只得暂收了下来。房东脸上这才由阴转晴,喜孜孜地走亲戚去了。
  第二天上午,房东走亲戚回来,一眼就看见厅堂上摆了四双草鞋。他感到有点蹊跷:“我明明送给毛委员一双,怎么变成了四双?”他左看右看,发现其他三双编得特别精致,真是好手艺。这难道是毛委员编的?但心里又有点不相信。这时,几个新战士走了进来,一看那几双草鞋,底板又扁又平,鼻圈又软又合适,都赞不绝口,争着要买,房东也“啧啧”称赞起来。毛委员从外面回来,远远听到一片赞扬声,便走过来笑着说:“大家不要尽说好,要多提意见嘛!”
  房东心里一怔,果然是毛委员编的草鞋。他高兴地说:“没有想到,你还会编草鞋,并且编得这么好,真叫人不敢相信。”毛委员接着说:“嘿嘿,在井冈山就学会了编草鞋,只是没有你编的好。昨天晚上你不在家,我是仿照你的样式革新了一下。”原来他收下房东的草鞋是为了做样板。
  战士们一听是毛委员编的草鞋,个个惊叹不已,爱不释手。毛委员说:“你们喜欢,就送给你们吧,下次可要自己动手啰!”说完,他掏出四双草鞋钱给房东,房东怎么也不肯收。他说:“你编的草鞋我收钱,这怎么行呢?”毛委员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线。这双草鞋是你的,这几双草鞋的原料也是你的,当然应该你收钱,我不能犯纪律。”
  这几个新战士拿着毛委员编的草鞋,心情十分激动,当即就在房东家里穿了起来。
  毛委员编草鞋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全村和连队。战士们个个学编草鞋,穿着自己编的草鞋特别有精神,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群众都称赞毛委员手艺高,红军纪律好。那个房东因此就编了一首山歌唱了起来,一直唱到现在。
教群众学文化
毛委员喜欢串门,串东家,走西家,串到哪里,工作就做到那里。一天,他串到下湾村谢家亮家里。这里是中央教导团的驻地,只见一个青年正望着“中央教导团”的牌子出神,毛委员便走上前去问他:“小伙子,你认识这几个字吗?”那个青年说:“不认识。”毛委员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叫谢家亮。”毛委员一眼就看见风车上有这三个字,便要他写给自己看看。那小伙子说,“我是大字墨墨黑,小字认不得,更不会写。”
  毛委员招呼谢家亮坐在一根木头上:“来,我来教你识字、写字、学文化。”
  谢家亮说:“学文化?没有纸,没有笔,怎么学文化?”
  毛委员指着大地诙谐地说:“那不是纸吗?”又随手拾起一根树枝笑着说:“那不是笔吗?这就叫就地取材!”
  谢家亮一听,顿时兴奋起来,跟着毛委员用树枝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毛委员指着“谢家亮”三个字幽默地说:“谢家亮,这个名字好。谢,感谢的谢,谢天谢地的谢。家,家庭的家,国家的家,有国才有家。亮,天亮的亮。现在你们受苦受难受剥削是黑夜,红军来了,革命胜利了,你们就天亮了。”
  谢家亮嘿嘿地笑着说:“你这个红军战土一定是大学生,说得真好。”
  这时,教导团的同志走了过来,神秘地说:“他就是你们常说的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教我学文化。”谢家亮像小孩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
  毛委员站了起来,望着晓东村逐渐昏暗的夜色和苍茫的大山,感慨地说:“中国的老百姓读不起书,识不得字,成了睁眼瞎。我们要让他们的眼睛都亮起来。”接着,他指示教导团组织人马编识字课本,办红军小学,男女老幼都可入学,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毛委员的号召传遍了红军部队,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到处办起了红军小学,后来又改称列宁小学。万安县办了一百多所学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热潮。
 
朱德、康克清的“伙食尾子”
 
  在土地革命战争馆里,陈列着3枚1圆的银元和1枚5分的铜币,它们都不能简单地以面值衡量其价值。因为,它们是朱德和康克清保留下来的红军时期的"伙食尾子"。
  什么是"伙食尾子"呢?这得从红军早期的民主制度讲起。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实施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同时,部队在各连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民主。其中,经济民主是士兵参加清理帐目,管理伙食。每个月,连队精打细算,可使伙食费有一小部分的节约,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均分发给包括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在内的就餐人员零用,名曰"伙食尾子"。在这种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下,部队面貌焕然一新。红军物质条件虽然菲薄,但个个精神饱满,作战勇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这3块银元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及其夫人康克清在长征途中分到的"伙食尾子"。该年年末,当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到达贵州境内的乌江南过新年时,部队公布12月份伙食账,将节余下来的钱每人分给5角钱作"伙食尾子"。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全军上下异常振奋。为此,部队每人又分了5角钱的"伙食尾子"。同年6月,部队抵达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时,经济委员会对这一段时间的伙食进行结算,每人再次分得5角钱的"伙食尾子"。就这样,朱德、康克清和全体官兵一样,半年每人共分到1元5角钱的"伙食尾子",两人共3元。为纪念这段艰苦的岁月,朱德多次叮嘱康克清把这些"伙食尾子"好好地保存起来。于是,康克清将这3块银元与自己在中央苏区瑞金时分得的"伙食尾子"--一枚5分钱的铜币放在一起,细心地收藏起来。在康克清保存的这枚铜币上,还刻有"苏维埃政府制造"字样,并有红星、镰刀、斧头标志。
  数十年来,这4枚硬币跟随朱德、康克清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生活再艰苦、战斗再频繁,他们都珍存着,一直到全国解放。1959年,当军事博物馆筹建时,他们将4枚硬币捐献给军博。
  这3块银元和1枚铜币,承载着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生死与共、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也蕴含着朱德、康克清为革命高瞻远瞩、患难与共,忠于党和人民的伟大品格。
 
少年康克清
 
  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的夫人、原全国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于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她从小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革命,1926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她的传奇战斗生活,在故乡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站岗查路条
  康克清14岁就投身革命,当了罗塘乡儿童团副团长。当时儿童团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查路条、贴标语、搞宣传。一天,刘光万和一些大人正在至善小学开会,研究查封土豪劣绅的财产,康克清发现一个猴腮青年在窗边鬼鬼祟祟,行迹可疑,便上去盘问。那青年说:“去,去,没你的事。”康克清说:“我看你不是好人。你赶快走开,不要在这里搞破坏。”那青年说:“哎呀,我怎么会搞破坏?我是来找一个人。”说完,他径直往学校走去。康克清说:“不准去,不准去!”刘光万听到后走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地主崽子,想打听打土豪封财产的消息。 
  有一次,康克清和梁精、梁希铨几个儿童手拿梭镖、红缨枪在罗塘至潞田的交通要道小坡头站岗。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突然一个穿西装、戴礼帽、手持文明棍的人从山坡上下来。康克清一看,便带领几个儿童团员把他包围起来。康克清说:“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做生意的。”“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来这里做生意。”康克清问不出什么名堂,便向他要路条。那人说:“我没有路条。”康克清说:“你没有路条,一定是坏蛋,是侦探。把他绑起来!”那人一看,有的把梭镖、红缨枪对准他,有的用绳子来绑,便认真地说:“我不是坏蛋,我是好人。我要见你们的领导。你们带我去吧!”康克清也严肃地说:“我们带你去,你要老实。你不老实,我们会用梭镖戳你。”把他带到农民协会,那人连忙从绑带内拿出一封介绍信。曾天宇、刘光万一见,欣喜万分。曾天宇说:“我们早就盼望你来啊!”原来那人是毛委员从井冈山派来万安协助工作的特派员何长工。康克清看到委屈了自己人,急得差点哭起来。何长工却说:“毛委员说,万安群众基础好,警惕性高,果然名不虚传。你看,我没有路条,差一点被你们的儿童团当作坏人绑起来。”曾天宇笑了笑说:“这些机灵鬼。你们去吧!”康克清这才回过神来,带着她的小伙伴们高兴地走了。
带头剪辫子
  康克清少年时期,罗塘湾回来个曾天宇。这曾天宇留过洋,念过大学,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是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职业革命活动家。他一回来就大义灭亲,宣传革命,大搞农民运动,还在一次妇女大会上号召妇女剪辫子,闹革命,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康克清从小蓄着一条辫子,她说:“剪辫子还不容易?一剪刀就解决问题。”可当地流传着“女人剪了发,世界要变化;头上一把伞,世道就要反”的说法,谁也不敢剪。可她说:“我就是要造反、要变化。来,先剪我的辫子。”她一带头,大部分妇女都剪了辫子。
  剪了辫子的妇女回去后都遭到大人的责骂,康克清的养母也说:“女人剪辫子成何体统,将来找婆家也没人要。”康克清说:“我要当兵,做花木兰,闹革命,不找婆家。现在世道变了,不准婆婆打媳妇,不准老公打老婆,不准妇女包小脚。”
  不久,形势突变,农会转入地下活动。靖卫团团长罗章矮子又回来了。他看见一些妇女剪了辫子就狂叫起来:“反了,反了!赤化了,赤化了!”还说剪了辫子的就是共产党,要捉起来用刑,带头的要坐牢。大家都担心康克清的安全,劝她躲一躲。她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怕死就不剪发,怕死就不革命。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还怕斗不过那个罗章矮子!”说得个个斗志昂扬,人人攥紧拳头。
编演《媳妇泪》
  康克清16岁那年,曾天宇准备成立一个妇女宣传队,开展禁赌、禁烟、放脚和反封建迷信的宣传活动。康克清一听,高兴地说:“好哇!谁当队长,谁带领我们干?”曾天宇说:“队长嘛,就选你。你是妇女协会宣传委员,当队长不是更合适吗?”
  康克清二话没说就打起了“妇女宣传队”的旗帜,走村串户,宣传男女平等,好不威风。一天,她来到村背村,发现一名妇女在茅房里哭泣,走上前一看,原来是罗冬英被婆婆刘春香打得遍体鳞伤,锁在那里饿肚子。康克清十分愤怒,随即带着宣传队押着刘春香在村里游了一圈,并通知全村妇女来茅房前开会,吓得那些平时虐待媳妇的婆婆个个心惊肉跳,而那些平时挨打挨饿受欺侮的媳妇却扬眉吐气。事后,宣传队编了—幕《媳妇泪》的采茶戏,由张庚秀饰婆婆,康克清演媳妇,演得很逼真,塑造丁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农村妇女形象,在全乡到处演出。她在戏中说:“姐妹们,像冬英这样挨打受气的人还有千千万万。我们为何要受男人的骂,挨婆婆的打,吃馊饭馊菜饿肚皮?这是因为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我们要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反对虐待媳妇,反对裹三寸小脚。我们要团结起来,砸碎铁锁链,自己解放自己。”这出戏在全乡演出后,教育了广大群众,刘春香从此不敢再虐待媳妇了。妇女们积极投身革命,掀起了妇女运动热潮。打这以后,群众便称康克清为“媳妇王”。
放火烧菩萨
  有一年夏末秋初,连续一个月没有下雨,天气热得像蒸笼,田里的禾苗全都枯死了,农民急得火烧火燎。这时,罗塘“济众会”的几个会员商议,举行一次抬菩萨求神降雨活动。要群众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群众盼雨心切,只得把自己的几个油盐钱送去“济众会”,没有钱的就把正在生蛋的老母鸡也送去。康克清知道后,在群众中说:“雨怎么求得来?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有的群众怕得罪菩萨,触犯天条,还是千方百计送钱送物祈求菩萨。
  过了几天,“济众会”索取了大量钱物之后,便组织了一支队伍,吹锁呐,放鞭炮,扛“三牲”,抬菩萨,招摇过市,来到一座寺庙前,一个身穿长褂的“济众会”老会员,手指上挂着一串珠子,边念经,边领着众人面向苍天;三叩九拜,祈求老天降雨。
  康克清听说“济众会”在求神降雨,便带着一伙儿童团员和几个宣传队员赶到寺庙前,大声说:“你们这样求神拜佛,菩萨会开恩降雨吗?”
  “济众会”会员们闭着眼睛说:“心诚则灵,心诚则灵。” 
  康克清又说:“菩萨是木头、泥巴做的,木头有灵吗?泥巴有灵吗?”
  那个“济众会”老会员暴跳如雷,厉声喝道:“黄毛丫头,你竟敢亵渎菩萨?菩萨会惩罚你的。你得罪了菩萨,菩萨怪罪下来,那可不得了啊!”
  有些群众骚动起来,指责黄毛丫头不要管闲事,得罪了菩萨会带来天灾人祸。康克清却指着那几个老会员说:“本来‘济众会’有田有租谷,要救济困难群众。可你们是打着求菩萨降雨的牌子,要群众出钱出物,你们私自瓜分。这是欺骗群众,坑害乡亲,是一群吸血鬼。我们今天要烧菩萨!”
  有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听康克清一说,也觉得有理,都说“上当受骗”。但要烧菩萨,那可是惹天神的事,万万不能。这时,一个年长的宣传队员曾华英大声说:“大叔、大伯,你们求了几次雨,有哪一次下了雨?菩萨是木头,救不了我们,更不会下雨,还是烧掉它吧!”

  “烧!”康克清一声令下,那些儿童团员和宣传队员们便纷纷搬来稻草,擦亮火柴,顿时火光熊熊,烟雾迷漫,那菩萨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尘。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四面八方,全县掀起了反封建、破迷信、捣庙宇、烧菩萨的热潮。


巧计夺敌枪

  1927年,万安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曾天宇、张世熙、刘光万正在积极准备万安暴动,号召大家巧计夺枪,扩大武装。
  担任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的康克清,把姐妹们找来一起商量如何弄枪。有的男人故意说:“你们姑娘家,见到白军会吓得发抖,还敢夺枪?除非你们吃了豹子胆。”康克消不服气地说:“我们就是吃了豹子胆。”
   一天下午,康克清和张庚秀、罗恒秀、曾华英几个姐妹来到南坝洲上挖野菜,突然发现芦苇丛中六个白狗于正在那里睡觉,身边还有长枪、短枪和子弹带。“送上门的枪.一定要弄到手。”康克清立即派张庚秀回至善小学报信,她和曾华英、罗恒秀故意引诱他们追来,追到半路上,被埋伏在路边的张庚秀和游击队逮住了,夺了他们的枪。原来他们是白军的逃兵。
  白军发生逃跑事件以后,经常有白军来巡查,有时还偷鸡摸狗抢女人。康克清和乡亲们商量个办法,然后和几个姐妹们穿了自己最好的花衣裳,头上还插了几朵小红花,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到大路边的田里搞“三光”。果然,那天又来了三个白狗子,鬼鬼祟祟地走到她们面前,边点火吸烟,边挤眉弄眼地讪笑着:“姑娘长得好漂亮。”
  康克清见敌人已上钩,向姐妹们眨了眨眼睛,装着害羞的样子。白狗子口水流出三尺长,便动起手脚来。“畜牲,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动脚……”康克清边说边向村里走去,走到村子附近三叉路口时,便分三路引诱白狗子进村。村里的大黄狗“汪汪”地叫了起来,康克清大喊一声“打狗打狗”。乡亲们一听见“打狗”声,便扛着扁担,荷着锄头蜂拥而出,大黄狗也疯狂地向白狗子扑去,很快就缴了敌人的枪支弹药。后来上级派来的党代表陈正人,听了汇报,表扬她们“路边插花,巧夺敌枪”。当时党中央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还作了专题介绍哩!
上山当红军
  1928年1月,曾天宇领导万安暴动取得了伟大胜利,成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但敌人火烧冬茅心不死,从吉安、赣州调来重兵,两面夹攻,围剿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3月5日曾天宇英勇牺牲,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赴南昌,康克清跟随万安县苏维埃主席刘光万转入地下游击战争。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攻打遂川,陈毅带领一支队伍接应万安。那天,康克清在罗塘街上第一次见到红军,其中还有不少女兵。只见他们穿着草鞋,头戴八角帽,雄赳赳,气昂昂。她想:“她们能当兵,我为什么不能当兵?”于是,她找到一个方脸大耳、身材魁梧的大个子兵,要求报名当红军。那个大个子兵说:“你,当兵?哈哈哈哈,你年纪太小,还是个女娃。”“女娃?我都17岁了,我也能扛枪打坏蛋。”
  正在这时,康克清串连的曾华英、郭厚英、罗恒秀、刘桂秀、张庚秀、朱挺兰等6个姑娘也赶来要求报名当红军。那个大个子兵说:“当红军要行军,要打仗,白狗子捉到会砍脑壳,你们不怕吗?”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怕!”康克清说:“人总是要死的,为革命而死总比让人当棵烂白菜踩一辈子强啊!”“说得好,说得好!你们跟我们一起走吧!”她们激动得个个举起了右手,行了个不自然的军礼。他们来到了遂川,在一个大操场上集合,一个满腮胡子的人高兴地说:“陈毅同志,你回来了!这次扩充红军不错嘛,带回了这么多人马。”“报告朱军长,我们这次还带来了7个女兵。”“好哇好哇!我们部队又增加了半边天嘛!”
  原来那个大个子兵就是陈毅,那个胡子兵就是朱军长。康克清寻思着:“朱军长?那不是朱、毛会师中的一位领袖吗?人们说得可神哩!可他却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和和气气,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一天,万安游击队大队长游必安告诉大家:我们这次出来一百多人,根据毛委员的指示,全部开往井冈山,大家作好出发的准备。
  他们边行军,边战斗,智取草林,飞夺黄垇,牺牲了不少同志,到达井冈山时只有80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和赞扬。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称赞的、历史上有名的“万安八十个农民游击上井冈”。
  一次,刘光万、游必安正在一个工棚里召集万安上山的同志开会,朱德知道后也来参加,他深沉地说:“你们万安的同志吃了很多苦,受了国民党的压迫,死了好多人。我们这次去游击,救出一部分来了,今后还要去救出更多的同志……”
康克清听了十分高兴,从此,她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八角帽,当上了一名红军战土。她当红军以后和朱德工作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于1929年3月在福建汀州举行了婚礼,成了永远革命的战友和伴侣,跟随毛泽东万里长征,转战南北,浴血奋战,历尽艰辛,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红军女司令康克清
 
  谁都知道,康克清同志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因为她带兵打仗屡建奇功,又会双手使枪,所以大家都称她“红军女司令”。
   1931年,康克清同志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电讯局担任机要秘书,由于工作出色,次年被派到妇女义勇团任团长,不久,率部开到江西瑞金,受总部委托到红军大学训练。在校里,她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红大毕业后,康克清留在红大任讲师,尔后调到前方司令部任职。
   1934年初,康克清在万安与赣州之间视察党务,无意中与国民党军队相遇,她奉命率领300多名红军战士和地方游击队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昏头转向,然后她指挥部下乘虚而打,消灭了敌人。后来,敌人知道其对手是康克清的小股部队,无不十分惊异地说:“想不到朱德的夫人有这么厉害,到底有其夫必有其妇哟。”   
      又一次,敌人用一个团的兵力企图活捉康克清,并夸下海口说:“谁能捉到红军女司令康克清,赏银元1000,官升三级。”殊不知康克清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她叫人预备好几十装洋油的铁破箱和最响的鞭炮,在铁皮箱里燃鞭炮,一个铁皮箱响了,所有的铁皮箱相呼应,霎时间,漫山遍野鞭炮炸响,杀声震天,就像打大仗一样热闹,敌人摸不清到底来了多少红军,还以为碰上了红军主力,吓得屁滚尿流,无处藏身。激战三小时,敌人不支,连团长在内不漏一人一马全部被俘。
    在审问敌团长时,康克清坐在首席,劈头就问:“现在该赏谁呀?”
    面对这位清秀年轻的女司令,敌团长很不服气,他头一昂,十分傲慢地说:“要是来硬的,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康克清摸摸腰上的两枝短枪说:“怎么个硬法?”敌团长带着轻蔑的口气说:“你我都是军人,看谁的枪法准,要是输给了你,我甘心当你的俘虏。”康克清不以为然地咬咬嘴唇,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康大姐要和敌团长比武啦!”消息传来,来了好多人观看,气氛十分热烈。
    比赛这天,康克清和敌团长各骑在一天枣红色马的,一个要打地上跑上,一个要打天上飞的,康克清下令:“出手!”
     “好呐!”敌团长得意洋洋的双脚一夹,飞马出阵,瞄准两只山兔,“砰砰”两枪,打倒一只,跑掉一只。
    康克清不慌不忙,马鞭一甩,“叭”的一声,枣红马扬起前蹄,昂首飞奔,只见康克清一手一枪,“砰砰”,两只飞鸟“哇”的一声同时着地。
    敌团长果然输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觉得无地自容。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康克清又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读书。康克清生前曾说:“我最大的志愿是担任实际的军事工作,做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官”。
 
 康大姐的敬老情

  从万安县顺江而下10公里,有一座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的小村庄,这就是罗塘湾的大禾场村。1911年9月7日,康克清就诞生在这里。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生父是个贫苦的渔民。在她出生不到40天的时候,因为家里生活过于窘迫,父亲只好把她送给当地一户佃农罗奇奎家当了“望郎媳”。以后,罗家一直未生育,她也就成了罗家的养女。1925年,万安农村闹起了革命,罗奇奎在曾天宇、刘光万、刘冰清等早期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秘密投身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村农民协会主席。在养父的熏陶影响下,少年康克清参加了1927年11月罗塘等四乡农民组织的“万安暴动”。1928年9月,她又跟随陈毅的军队上了井冈山。1929年春,在福建长汀经曾志大姐介绍,她与红四军军长朱德永结连理。以后,跟随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南北,直至全国解放。


在奶奶、婶婶的坟前三鞠躬

  1951年春,时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的康克清决意回家乡看望一下父老乡亲。那一天,康克清带着两个随员乘坐一艘汽轮船由赣江溯水而上,踏上了探亲的归途。傍晚时分,汽轮驶近了罗塘湾,远远瞥见了离开20多年的大禾场村。思念乡亲的康大姐,没有让汽轮船在罗塘湾靠岸,而直接驶进了大禾场村。
  当康克清一行走进村里时,夜幕已近降临,她脚步匆匆跨进了自家的门。只见养父正在煤油灯下吃着晚饭,康克清高兴地喊着:“叔,叔,我是桂秀,回家看你来了。”罗奇奎站起身来,几步上前抓住康克清的手说:“桂秀哇,你回来了,可把我想苦了啊,孩子。”
  康克清环顾一下四周,问:“我奶奶,婶娘呢?”
  罗奇奎哽咽着说:“他们早已过世了啊。”
  奶奶婶娘的去世,使康克清泪如泉涌。童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想到她们瘦小胸膛里充满着的博大爱心,想到她们在旷野寒风中劳累的背影,又想到她们常常彻夜不眠伴着纺车嘶哑的声音……回忆的镜头不断在康克清脑海中掠过,康克清百感交集,伤心不已。望着养父花白的头发,额头上刻满了生活沧桑的痕迹,她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她在想,这个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是养父教我革命的道理,懂得分辨是非邪恶,信仰了共产主义,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关切地问起养父的生活和家乡的变化,父女俩一直谈到三更鸡啼才歇息。

  第二天吃过早饭,康克清便按照乡俗准备好祭品,由养父领着来到奶奶、婶娘的坟前。她摆好祭品,点上香烛后,便分别在奶奶、婶娘的坟前深深地三鞠躬。她泪水盈眶、边说边哽咽着:“奶奶,婶娘,桂秀这回看你们来了。现在,地主老财打倒了,人民翻身做主了。你们要是能活到今天多好啊!可是你们却撇下我走了。我想孝敬你们也来不及了……”

让老者坐上席

  中午,罗塘区委邀请康克清到区政府做客吃饭。区委王书记说:“康部长,昨天县委刘彦书记就打了电话来,想不到你直接回了娘家。派几名干部去迎接你,又没有接上,真是对不起。”康克清说:“别一口一声部长了,还是叫康大姐好。我这次回家乡,就是到了娘家,大家工作很忙,别接接送送的。”席间,大家都推康克清往上坐,可她再三推辞说:“还是王书记坐吧,因为他是北方南下的远客,又是我们罗塘的父母官啊。”左推右让,大家都不肯坐上席。后来,康克清想了一下,便说:“那就让我叔叔坐上席怎么样?他年纪大,又是老农协会主席,老共产党员,我们就尊敬他吧。”话音刚落,大家一致赞成。王书记亲手把老人家扶到上席就座。吃饭的时候,大家又争着为罗奇奎老人盛饭,康克清立即站起来说:“不要争了,今天我叔叔的饭一定要让我来盛。他养大了我,教育了我。几十年没能孝敬他老人家,就让我尽点孝心吧。”
要安排好革命老人和烈属的生活
  康克清十分惦念革命老人和烈属的生活情况,回家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她凝重地走访了附近的革命老人和为革命牺牲了亲人的烈属们。在去双龙村看望刘光万烈士亲属的路上,经过石灰桥时,康克清触景生情,向一起走访的同志介绍说:“就在这桥上,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们100多名老百姓,真是血流成河。”她静静地伫立在桥上,边说边流下了眼泪,低着头向死难者默哀。

  刘冰清、刘光万烈士都是万安暴动的领导人。当年,刘光万在暴动失利后也上了井冈山,1929年12月他以红四军交通队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1931年11月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康克清一行来到双龙村时,村干部反映说,“刘光万、刘冰清家里的房子都被反动派烧毁了,他们的亲人也都被反动派杀害了。”康克清听了,又是一阵悲痛,热泪夺眶而出。是啊,胜利来之不易,多少革命战友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他们才是革命的真正功臣啊。不一会,她又听说村前一位老太婆的两个儿子也是在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当年老人家躲上山才留下了一条性命。康克清赶忙走过去慰问,并拿出100元钱(折新人民币)送给老人家。她向陪同走访的同志说:“今后,我们这里要办敬老院、儿童福利院,要让革命老人、孤儿寡母都能感受到党的温暖。只有照顾好他们,先烈才能在九泉之下安息。”语重心长,感人肺腑。在场的县区领导都表示,“这一点对革命老区尤为重要,我们一定会照大姐的吩咐去办。”

她为养父物色老伴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在家住了三天,康克清就要准备回北京了。临行的前夜,她和养父又彻夜长谈。她对养父说:“你一人过得很艰难,生活上没有人照顾,把你接到北京去住。”可养父怎么也不同意。他说,“我这把年纪,哪里也不想去了。几十年,见到你回来了就心满意足了。”康克清说:“叔,你实在不愿去北京,那就找个老伴,也好有个照应。”
  罗奇奎听女儿这么一讲,马上说:“使不得,我这么大把年纪还去找老伴,莫让人笑掉牙啊!”
  康克清说:“《婚姻法》马上就要颁布,老人再婚,不管年龄多大只要双方同意,到政府去登记就可以结婚。”说到这,她忽然想起什么,又说“叔,你记不记得,当年双龙村就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和一个60来岁的寡妇要求结婚,族人指责他们是伤风败俗,不准他们结合。后来成立了村农协会,你当主席,还支持那个老头和族长斗,帮助他们成了亲啊。”
  “你说的这事,我记得。可是,我这把年纪也不必要了……”说着,养父的眼睛湿润了。
  “叔,这事情我来帮你办,你不要固执。”第二天临走时,她又同乡妇联主任说到养父的事情,特别叮嘱这位妇女干部帮养父物色一个老伴。
  后来,康克清回到北京不久,便接到了养父来信说“在乡妇联的帮助下,已找到了一位合适的老伴。”
  收到信后,康克清十分高兴,很快回信表示支持,并汇200元钱为他们结婚置办衣物,祝他们互敬互爱,共度晚年。以后,逢年过节她都要寄上一笔钱给二位老人。康克清孝敬老人的故事在家乡传为佳话。